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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汤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再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18-02-06 21:41:59

            进入专题: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汤莹  

               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是顾颉刚于抗战期间提出的一个重要民族理论。从现有资料来看,顾氏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理论,不仅在于其从前人如梁启超的民族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更在于其能够运用“考究典籍”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建立了这一既有历史根据、又有调查依据的理论。此论一经问世,不仅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还引起了政界的关注和肯定。

               关键词: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国近代民族研究

              

               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学术。在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学,可以说就是一部民族主义史学。进言之,无论是清末民初的“新史学”、唯物史观史学,还是实证主义史学,均可以被视为民族主义的产物。一般来看,较之清末民初的“新史学”和唯物史观史学,一向被贴上“为学问而学问”标签的实证主义史学的民族主义色彩最为暗淡,但这一价值判断或许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实证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顾颉刚为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案例。一般来看,“为学问而学问”是实证主义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顾颉刚一度倡导“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堪称是这一治史理念的最佳代言人。然而,仅就“民族问题”而言,即使在一心从事古史研究的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还心系民族存亡,提出了“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这一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重大的历史问题,并将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为唯一的救国事业,以尽国民一份子的责任。“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则更加关注“民族问题”,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关于这一理论,往昔的学界大多关注此一理论引发的论战,而未能着眼于这一理论的本身。是故,笔者不揣鄙陋,拟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提出、渊源与影响加以一番详尽的考察。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撰作

              

               在近代中国,民族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对象。顾颉刚则是这些知识分子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在民国时期,顾颉刚的民族问题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两段,第一时段为“九·一八”事变之前的20年代,第二时段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三四十年代。在第一时段,顾颉刚虽然对现实的民族问题有所关注,但古史研究才是其主要的用力之处。不过,随着时局的恶化,顾颉刚在第二时段的工作开始倾向于民族问题研究。因此,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是贯穿顾颉刚学术人生的一条主线。

               据初步统计,顾颉刚关于“民族问题”研究的文字大约有六七十万字。根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曾先后两次对这些文字进行过系统的整理。第一次是在1944年,由于史学书局欲为其编印文集,顾颉刚计划将有关民族问题的文字辑为两册,后因史学书局停业,文集未能出版。第二次是在1949年,顾颉刚计划编辑《高原上的呼声》,从目录来看,应是文集的进一步修订和扩充。与前一次一样,该书又未能出版。这些文字被顾颉刚统称为“经世之文”。

               在这些“经世之文”中,最有代表性、最引人注目的“呼声”当属“中华民族是一个”。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顾颉刚大声呼喊:“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不了解这一“呼声”历史背景的人,不禁会问:为什么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中华民族对内不是有56个民族吗?其实,此文发表后不久,时人就发出了类似的疑问。因此,同年5月10日,顾颉刚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在此文中,顾颉刚开宗明义地指出,他之所以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完全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

               顾颉刚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之时。近代以来,常听人家称中国为“老大帝国”,表示奄奄殆尽的衰态。辛亥革命后,帝国取消了,但老大还是老大。但是,从历史的证据来看,由于常有浅化而强壮的异族血液渗透进去,使得这个已经衰老的民族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是故,顾颉刚编撰了一部旨在暗示青年们中国正在少壮的本国史。这是顾颉刚对民族问题的第一次粗略的注意。

               不过,在顾颉刚看来,由于商务印书馆急于出版,这部教科书未能称心编好。1925年,由于受到达赖的压迫,西藏班禅避居北京。在一般人看来,此事似乎很平常,但对于一班蒙古人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平绥路车一批批载着蒙人前来朝拜,街上接连不断地踱着穿了黄衣和红衣、着了皂靴、捧了香盒的人们,这给了顾颉刚一个新奇的刺激。因为,一方面,蒙古人这种宗教热情是汉人所最缺乏的;另一方面,蒙古人生在大自然里,身体健壮。因此,顾颉刚立即撰写了一篇《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投登在了《猛进周刊》。这是顾颉刚对于民族问题的第二度注意。

               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虽然对现实问题有所关注,但并没有意识到“民族”二字不该随便使用,故“楚民族”“越民族”这类名词在《古史辨》里比比皆是。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顾氏才开始慎重起来。在意识到这一点后,逢着和室友们谈话时,顾颉刚就常常提出“民族”的名义来请教,结果知道,民族就是一个有团结情绪的最大的人民团体,只要能共享安乐同受患难的便是;文化、语言、体质方面即使不能欣合无间,都无碍其为一个民族。这是顾颉刚对于这一问题的第三度注意。

               1933年,察哈尔的德王假借“民族自决”的口号,宣言内蒙独立。当时,顾颉刚住在北平,见闻较切,受到了强烈刺激。翌年,顾颉刚和几位朋友同到百灵庙,与德王及其部属作了几天的周旋,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原来蒙人不受教育,又甚傲慢,哪里想到自治自决的问题;这不过是几个上层分子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要使自己的地位有举足轻重之势,做出一番投机事业而已。这是顾颉刚对于这一问题的第四度注意。

               “七七事变”后,中英庚款董事会派顾颉刚到西北考察教育。顾氏到了甘、青等地,深入甘肃西南各县达半年之久,这些地区都是以前内地人绝少到过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顾颉刚“目击了当地汉人、蒙人、回回、番子(藏)相处的情形,方才觉得我们的边疆问题,不但是受外国人侵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己内部的问题”。这是顾颉刚对于这一问题的第五度注意。

               在这五次的注意尤其是后两次的刺激下,1930年代的顾颉刚认识到:

               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固当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一意探讨真理,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及至国势凌夷,跼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艰危,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作衡量之标准。

               于是,顾颉刚担负起一个历史学家鼓吹和宣传的使命,急切地创立一种理论,旨在将帝国主义者分化边疆同胞和欺骗全国人民的谬说驳倒,并揭穿帝国主义者企图毁掉中华民族的阴谋。这个理论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二、“中华民族是一个”溯源

              

               一种学说,绝非凭空托出,亦非一蹴而就,背后必有其深刻的时代根源。进言之,只有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理论的渊源进行一番考察,才能真正明晰这一理论在历史上的意义。

               一般来看,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主要源自傅斯年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之说。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在于:1939年2月6日,在看到顾颉刚在《益世报·星期论坛》发表的《“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后,傅斯年给顾颉刚写了这样一封信:“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本来,顾颉刚在1939年初的一个月来,“私人方面迭遭不幸,弄得奄奄无生人之趣,久已提不起笔管来”,但在接到傅斯年这封恳切的来信后,“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故在接到信的翌日早晨就扶杖到书桌前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进言之,“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傅斯年首先提出来的。

               不仅如此。1935年12月15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181号上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之说,系统地论述了其对中华民族整体观的认识。在此文中,傅斯年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原来二千几百年以前,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说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据有高下不齐之文化。经过殷、周两代的严格政治之约束,东周数百年中经济与人文之发展,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了。又凭政治的力量,“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

               至此,“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总之,“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若将之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相较,不难发现,无论从标题还是从内容来看,二者都极为相似。

               然而,目前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顾颉刚曾看过傅斯年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此外,顾颉刚明言:“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指傅斯年——引者注)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因此,顾颉刚之所以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尚谈不上受到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直接影响,而仅是受到了傅斯年来信的刺激而已。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注意到民族问题之际的20世纪20年代初,顾颉刚就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此文发表后,立刻遭到了刘掞藜、胡堇人的批驳,故顾氏于7月1日又发表了《答刘、胡两先生书》。在此文中,顾颉刚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其中一项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顾颉刚指出:在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种族,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但从古书上来看,这些民族原各有各的祖先,从未要求统一。至于民族一元的来源,主要在于:“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域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就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一看法可以说恢复了自古以来中国民族从多元到一元的历史进程,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言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一元论,而是打破民族一元论之后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总之,早在1923年,顾颉刚就基本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故这一理论的起源另有所在。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顾颉刚之前,或唯有梁启超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一元论,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中华民族整体观。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明确指出:“现今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有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根据古书记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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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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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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