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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钱理群:发生在未名湖畔不应忘记的往事

            ——记1957年的三个学生刊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3 次 更新时间:2018-02-06 16:58:35

            进入专题: 学生刊物  

            钱理群 (进入专栏)  

              

               一、 《红楼》:“山雨欲来”前的青春歌唱

               1957年的第一个早晨,北京大学大餐厅(今大讲堂的原址)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刚刚出版的大型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只见一位衣着淡雅、步态轻盈的女大学生和几位男同学在那里忙碌着。

               这位女生就是后来以其壮烈之举震撼全国、并终将载入北大史册的林昭,当时她就已经在燕园文坛上颇有诗名,诗友们都亲呢地称她为“林姑娘”。但此时的读者却对她并不注意,他们已经被新出的刊物封面所吸引:这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着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题名是:“山雨欲来”——多年以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竟是一句“谶语”。

               打开刊物,第二页便刊登着著名的1930年代校园诗人、如今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轻

               这里响彻的正是这个新诞生的校园刊物给自己定下的旋律:尽情享受着“年轻”的“青年”的“放声歌唱”,这是一种典型的时代与个人的“青春歌唱”。在《发刊词》里,对此有更具体的阐述——

               “我们的刊物是以红楼命名的百花园。我们的百花园必将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红楼的光芒照在花园里,这红光告诉我们,要学习五四时代青年的革命精神,要大胆地干预生活,要勇于和善于建设,支持属于我们时代的,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切;也勇于和善于揭发、批评阻挠我们前进的陈腐的一切!我们的红楼要有青年人的特点:不仅主要是青年人写,还要着重写青年;不仅主要是学生写,还要求写学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它将发表不同风格的创作。我们的花园欢迎从任何地方寄来的花种,只要它是真的花,有生命,在我们这里,都有它生长的土地”。

               可以看出,这样的青春歌唱的激情是被时代所唤起的:几乎所有的年轻大学生都毫不怀疑地相信,无数先驱者为之流血奋斗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已经向他们走来,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扬五四的革命、批判与创造的精神来迎接这个时代,以时代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发出年轻人自己的声音。

               这可以说是当时北大的“校园心境”。或许读着这期《红楼》,燕园学子就会回味起刚刚度过的新年联欢晚会的情景——这几乎成了晚会参加者终生难忘的校园生活中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树叶之间灯光明灭……。‘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就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他出乎意外的朗声说道:“恭喜诸位新年发‘才’”,看到同学不解的眼光,又不慌不忙地解释道:“这不是‘财富’之‘财’,而是‘人才’之‘才’:祝福诸位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哗然大笑之后,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成才”,确实是那个年代的北大学子的共同的金色的梦想,似乎也是时代的要求:就在1956年,1 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4 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校园里的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立刻被这“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如时为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红楼》编委的谢冕所说,“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校园里的文学气氛十分浓郁。谢冕的同班同学、也是《红楼》作者、校园诗人的孙玉石有这样的回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整天沉醉在喜欢的书本里,新鲜的文学作品中。为了满足同学们的创作欲,邓美萱、李鑫办起了手抄本墙上小报《小火星》,许多今天看起来也是最先锋的文学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为了享受一场人艺名流演员演出的话剧《雷雨》,全班人散场后无车可坐,竟旷野放歌,夜走京城,到学校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我们宿舍的六个同学,个性和趣味各异,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后来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门口。张时鲁用他的内蒙口音,给我们这些从中学来的,经常大讲萧洛霍夫、杰克.伦敦、海明威,他赞不绝口的是:‘真了不起啊,《静静的顿河》《荒野的呼唤》《老人与海》……’他像一匹饥饿的狼,吞噬着一些西方现代名著,总是埋头写自己的长篇小说。才华横溢的孙绍振,读的书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马一样自由无羁,他和才女温小珏一起,常常把最先锋的作品的信息传到班上来。‘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真是妙极了!’于是,我们班里很多人抢着看这些作品,为萧洛霍夫对于战争摧残人道的描写所震撼,为一些老干部进城以后的喜新厌旧而愤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从小说到电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称赞,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艾青的《宝石的红星》《在智利的海峡上》……几乎成为我们几个喜欢诗歌的人口头议论的专利……在宿舍里,教室里,孙绍振常常伸出双臂,尖声高叫地朗诵着:‘伐木者,醒来吧!’……”

               ——这“醒来”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恒:孙玉石在43年以后,回首往事时,“不能忘却的,而且要刻骨铭心要牢记于怀的”,依然是这呼喊。

               于是,我们发现,1956~1957年的中国校园里的年轻人,正处在精神的苏醒之中,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创造的冲动。年轻人的创作才情如熔浆般的喷发了。在《红楼》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北大文艺动态”:“中文系三年级同学王磊同学的诗集《寡妇泪》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校音乐创作组刘季林同学(中文系二年级)创作的音乐作品《少年钢琴曲》已被音乐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作者的处女作”;各个外语系纷纷编辑出版学习翻译的刊物,计有俄语系的《十月》、东语系《翻译习作》、西语系《桥》等,中文系的班级手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如语言专业二年级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坛》、《小火星》、朝鲜族同学的《长白山》,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向日葵》等等。

               校园文化活动也很活跃,据报道,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的作者)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丘克,中国作家、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杰、康濯、吴祖光,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来校与学生见面、座谈。

               《红楼》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拔地而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北大诗刊》(1954年创刊,初为三十二开本,1956年改为十六开本),聚集了几乎所有的燕园诗人,后来张元勋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赵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诒、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当然,也还有林昭和张元勋自己。

               当年,他和林昭一起负责编辑《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情景,是永远难忘的:那一期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的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有一种朴素的美感,就是出自林昭的匠心。这一期还刊载了谢冕的一首《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其中有一句“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与写在同时的张元勋的诗句:“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都是传递着一种心声,以及对时代变迁的信息的某种直觉的把握与敏感的。

               因此,由《北大诗刊》到《红楼》,是一个自然的延续和发展:从纯诗刊发展成综合性文艺刊物,除这些校园诗人之外,就吸引了更多的校园作者:写小说、散文、评论,以及画画,作曲的……都纳入其中,俨然形成了同学们所戏称的“北大文艺界”。据张元勋回忆,任《红楼》主编的是时为团委宣传部长的中文系助教乐黛云,副主编是康式昭、张钟(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编委有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按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等。

               从编委会的组成,可以看出,《红楼》是一个在团委领导下的学生社团刊物。这就表明,1950年代的中国校园诗歌与文学,它既是五四所开创的校园诗歌与文学的继续,同时也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和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样,它的合法性与出版经费、空间都是由党、团组织和国家、政府(学校行政领导)所给予的,因此,服从党团组织的领导,是决定其存在与发展的绝对要求。

               在这一前提下,学生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活动空间,如以后我们所要分析的,这中间也会出现一定的缝隙和矛盾。《红楼》的作者,除前述《北大诗刊》的大部分作者外,还有沈泽宜、孙绍振、蔡根林、刘登翰、张志华、汪淅成、杨路、韩乐群、江枫、陆拂为、孙玉石、杨书案、洪子诚、翟奎曾……等。

               人们不难发现,这些作者尽管在反右运动以后有着不同的命运,但当20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复苏,他们就立即显示出新的活力,活跃在1980~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是培育“不垮的一代”人才的摇篮。

               《红楼》就是这样的意气风发、才华洋溢、充满创造活力的一代人的自我塑像。

               《红楼》第 2期“封四”的一幅照片配诗这样写道:“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轻”(作者:任锋即林昭),于是,就有了这一代人的单纯而真诚的歌。他们在看来枯燥的大学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诗:“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里,\新铺的铁路又伸长多少公里?\\多少个灿烂的小生命\哇哇落在洁白的产盆里?\多少倍‘四十五’的楼房,\在祖国的大地上矗立起来?\都在转瞬即逝的四十五分钟。\\也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我们又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向着光芒四射的科学的高峰”(张志华:《大学抒情.四十五分钟》,载《红楼》1957年第二期):寂静的小小教室、图书馆联结着沸腾着的广大新世界,这是凝结着这那一代人的大学想象的。他们更是低声吟唱心里流出的恋歌:“你是快乐的春天,\我是沉默的冬天。\你靠我如此的近,\却又离我那么的远”(汪淅成:《恋歌》,载《红楼》1957年 2期);“我每次都看到你的背影;\我们的距离并不太远!\和风会吹融冻结的湖心\吹绿沉默的田园。\——假如你是冬季,\我是春天。”(白薇,即张元勋:《假如——答“恋歌》,载《红楼》1957年 2期):诗的意象、诗的语言,以及爱情本身,都是这样明净、清纯,这去尽粉饰的本真状态,或许也是这一代人心的追求。

            也是刊载在《红楼》1957年第 2期的蔡林根的《东阳江》,意蕴就不那样单纯:它或许是显示了这一代人生命深处更为丰厚的那一面。童年的回忆里,不仅有“无忧的童心”,更是处处流淌着“忧郁”:“我喜欢忧郁地在树丛穿行,\任错杂的灌木钩破裤腿,\穿过树丛,在江边,\瞩待东边出现的白帆……\我羡慕散搭在沙滩上的,\像旷野里长着的蒲公英一样的帐篷,\和那些成年在江上流浪的撑排人”;“东阳江,……你启发我去探索更宽阔的天地,\我穿着你的水珠浸湿过的\你的沙砾灌满过的\草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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