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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洪建:中国—欧盟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及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18-02-05 14:33:16

            进入专题: 欧盟   中欧关系  

            崔洪建  

              

               〔提   要〕中国与欧盟关系正进入一个结构性变化的新时期。由于实力对比加速变化、各自政策取向不同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中欧对彼此认知和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中国对欧政策的全面性和主动性增强,双方关系的战略性增强、经贸结构更加平衡,新领域合作得以拓展。中欧关系结构性变化是一个长期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双方需要谨慎处理好战略、政治互信以及经贸摩擦问题,应对好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中欧正各自开启新的改革议程,在有效管控分歧的基础上,通过扩大相互利益汇合点,打造区域合作增长点,双方可以更好地适应并共同塑造结构性变化的前景。

               〔关 键 词〕中欧关系、中国对欧政策、欧盟对华政策

               〔中图分类号〕D82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2 8832(2018)1期0041-19

              

               欧洲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方向之一,欧盟则是欧洲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是中国对欧洲政策的主要对象。在当前国际及地区形势变化的影响下,中国与欧盟(包括其前身欧共体)关系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正进入一个结构性变化的新时期。结构性变化是指在内外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组成整体的各部分内容和相互比例发生变化,引起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进而导致整体结构出现变化。[1]推动中欧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内在因素包括双方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对比出现较大变化、中欧各自政策取向和重点发生变化以及英国脱欧等,外部因素则包括中欧各自周边形势、国际形势总体变化以及美国政府更迭带来的不确定影响等。在考察中欧关系总体变化的基础上,本文将基于对政治、战略、经贸、认知、政策及环境等内外要素的分析,对中欧关系结构性变化的背景、特点及前景做出分析。

              

               一、中国与欧盟关系结构性变化的主要特点

               自1975年5月中国与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双方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从正式建交到20世纪末是双方关系的磨合期,国际战略环境的影响远大于双方自主发展关系的意愿和能力,中欧相互承认并建立关系是冷战后期国际格局变化的产物,既受制于当时中美苏(俄)战略关系和东西方意识形态分歧,也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与合作机制,在1989年后出现欧方对华制裁、双边关系倒退的现象就难以避免。

               在经历一段回暖期后,中欧关系在本世纪初进入快速发展期,通过签署一系列政治文件,双方先后在政治上建立起“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8年)以及“全面伙伴关系”(2001年),经贸合作也开始快速增长。在欧盟东扩前夕的2003年,中欧都积极寻求从战略高度看待彼此关系,双方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也于同年发表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欧关系进入“蜜月期”。

               但随着双方经贸和政治交流的深入以及对彼此认知和政策目标的变化,以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2008年双边关系因达赖问题出现反复为标志,中欧关系再次进入调整、磨合期。2013年后至今,在中方增强主动性并调整对欧政策的背景下,中欧关系进入新的活跃发展时期,双方先后发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并提出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的远景目标,中欧关系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成为双方各自涵盖领域最广、对话机制最多的对外关系。与此前中欧关系的阶段性变化相比,2008年以来的中欧关系出现了结构性变化的特征,即中欧关系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相互实力对比变化加速、政策取向变化增大以及国际环境影响加剧,极大地影响了双方的政策目标和实践,进而对中欧关系的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塑造作用。

               现阶段中欧关系结构性变化的主要特点包括:

               (一)相互认知和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在政策主动性、议题设置权等方面关系更为平等。

               中欧相互认知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政策的重要依据。中欧关系在2008年经历挫折后,双方的相互认知及政策互动进入显著变化时期。从欧方来看,其主要特点是经贸合作需求与政治、战略疑虑同步上升,政府间合作态势与民间舆论负面化并存。从中方来看,其主要特点是对欧洲多样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加强了对欧政策的主动性并逐渐形成欧盟、欧洲次区域以及主要大国并重的立体式对欧政策格局,同时更加重视欧洲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平衡作用。

               欧盟对华认知及其政策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既看重与中国的合作潜力又对中国实力上升感到不适应。身处危机之中,欧盟内部对其竞争力下降、经济复苏前景不明颇多忧虑,因此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遭遇新兴力量挑战”心存疑惧。欧盟理事会在其对外关系报告中强调,“有自身世界观和利益的新兴行为体(力量上升)是国际环境新的重要特征”,将新兴力量视作对欧洲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主要挑战”。具体到对华认知中,尽管意识到双方巨大的合作需求,但出于摆脱对中国经济依赖和在危机时期维护其政治价值观的考虑,欧洲内部自2009年以来一直有呼声,希望将对华实行“有条件甚至对等接触”战略付诸“强有力政策实践”,要求对华采取“关切对关切、利益对利益”的“平等”立场。为此欧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其战略伙伴中的地位,将“更加自由和公平的中国市场准入”作为对华战略的首要利益。[2]欧盟还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加大了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尤其是在人民币汇率、资源出口以及市场准入等经贸问题上,欧盟与美、日等国协调立场,共同对中方施压。在其2016年发布的对华政策文件中,欧盟将建立“公平竞争”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原则,但也认识到与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性。[3]第二,在政策实践中体现为成员国政府加强对华经贸合作,而欧盟机构和舆论则扮演平衡者角色。在经贸领域加强与中国合作以摆脱危机,逐渐成为欧洲各国发展对华关系的主流意识,但对中国的认知定位仍在“挑战者”与“合作者”之间摇摆,尤其是利益集团和民间舆论对中国的看法更多负面和警觉。有观点将中国视为“欧洲不景气的根源”,将中国政府、资本和企业在欧洲的行为打上政治烙印,对中欧深化合作形成干扰。例如,中国资本和企业进入欧洲从事正常的商业、投资活动,就被某些官员和媒体解读为中国正在“收购欧洲”并“破坏欧洲的生活方式”;欧盟能源委员厄廷格为此还专门警告说:“中国在接收欧盟,我们欧洲人在出卖自己的灵魂。”[4]而欧盟及一些成员国政府对某些双边问题不加解释,甚至以“顺应民意”为由随声附和,成为对华施压的“公共舆论”武器。同时,欧洲部分国家政府和舆论对华持意识形态偏见,诸如刘晓波事件等政治干涉恶化了欧洲的对华舆论环境。

               中国对欧认知及其政策变化的特点则包括:第一,中国在继续看重欧洲的同时,也认识到欧洲正进入一个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并将长期持续的困难时期。“欧债问题宣告了欧洲发展高峰期的结束,欧洲困难的一面逐渐显现”,“欧洲问题出现长期化、复杂化趋势,由危及欧元和欧元区生存的‘急症’,演变成在较长时间内困扰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顽症’”。但也坚持“欧洲是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是当今世界重要而独特的力量,欧盟是欧洲的核心和主体”等相对平衡的观点。[5]第二,在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同时,中国形成了更加主动、务实和平衡的对欧政策。债务危机使得欧盟内部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诉求上出现“次区域化”和“再国家化”的现象。中方据此提出“围绕中欧关系的总体方向和目标,根据成员国、次区域和欧盟机构的不同特色,探索中欧合作的新方式、新渠道,以相互补充、齐头并进”的主张[6],通过三位一体的对欧政策设计,中国提升了与德、法、英、意等欧洲大国的关系,并开启了与中东欧、北欧和南欧等欧洲次区域的合作,相比以往过度依赖和欧盟发展关系来解决彼此关切的思路更加平衡和切合实际,对欧外交的主动性得以增强。

               (二)政治—战略领域逐渐摆脱经贸关系的“附庸”地位得以拓展,带动了中欧关系的全面性和战略性提升。

               首先,积极谋求发展战略对接。主要内容包括:1.协调中国“十二五”规划与“欧洲2020战略”开启战略对接。出于在困难时期“守望相助”的精神,中欧从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出发,在2012年的第15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正式提出“积极努力寻找中国‘十二五’规划与‘欧洲2020’战略的契合点,拓展并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目标,双方发展战略都致力于实现“保增长、调结构、促创新”的政策目标,在经济、贸易、金融、绿色经济、能源和科技创新方面契合点很多,为进一步拓展合作提供了新的重要机遇。[7]2.《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成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纲领性文件。2013年中欧领导人第16次会晤后发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确定了中欧在和平与安全、繁荣、可持续发展、人文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的目标,指引和促进未来中欧关系的全面发展。《规划》共涉及双方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13项合作,经贸领域的贸易与投资、工业与信息化、农业、交通和基础设施等28项合作,可持续发展领域内科技创新、能源、城镇化等10个方面的39项合作,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两大项、10个合作项目。《规划》标志着中欧战略对接的最高成就。[8]3.“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发展战略的整体对接。在中欧分别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战略投资计划(“容克计划”)的背景下,根据2015年第17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双方同意推进三大对接,即“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发展战略相对接,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同欧洲容克投资计划相对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合作与中欧整体合作相对接”。[9]

               其次,拓展了合作议程。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完善战略、经贸和人文交流三大支柱格局。为应对双方人文与社会交流滞后的现象,缩小“认知鸿沟”,2012年第14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决定建立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作为与中欧政治与战略对话、经贸高层论坛并列的第三支柱。[10]2.加强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近年来,中欧均面临周边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领土、海洋权益问题上与邻国存有争议,而欧洲国家则正经历乌克兰危机、南部周边地区动荡带来的安全格局变化。在此背景下,中欧加强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欧盟总部期间,中欧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提升中欧在国防安全方面的对话和合作。中国—欧盟首次安全与防务对话于2014年10月举行,双方防务对话层级和合作成效提高到新的高度。安全对话、人员培训、国际维和、海上护航、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成为双方共同关注的主要议题。3.合作议程向城镇化、能源等领域深化和拓展。中欧于2012年宣布建立“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重点推动在城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双方还于2012年5月举行了首次中欧高层能源会议,同意加强能源战略实施的经验交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经济、清洁、多元的能源供应体系。[11]此外,中欧还就加强在网络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成立中欧网络工作小组,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合作以及重启空间科技合作等达成共识。

            最后,提升了对彼此的战略定位。主要内容包括:1.超越双边关系范畴,中欧加强地区与全球治理合作。在经历曲折后举行的中欧第12次领导人会晤,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全球战略高度,认为“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欧关系日益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国际意义”,因此将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安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有组织犯罪、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这些“全球性的严峻挑战”作为中欧双方合作的方向,进一步将中欧关系从双边提升至全球范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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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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