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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子凡:求索西域:王炳华先生与新疆考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18-02-05 00:07:45

            进入专题: 王炳华  

            刘子凡  

               自1960年至新疆工作算起,王炳华先生在新疆考古一线工作了40个春秋。2000年退休之后,更是笔耕不辍,教书育人,继续着西域研究之路。可以说,王先生是新疆考古的代表者,他见证并推动了新中国的新疆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沉寂走向辉煌。

               晚晴民国时期,新疆成为了西方探险家的乐园。英、法、德、美、日等国的探险队纷至沓来,争相开展探险发掘活动,从吐鲁番盆地到沙漠腹地,一个个古代遗迹被重新唤醒,众多珍贵的文物也被携至世界各地。这些沉睡在亚洲腹地的珍宝,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带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潮。然而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却无法守护住这些文物。上世纪初,黄文弼在新疆的考察开创了中国新疆考古的新局面。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黄文弼取得的成果后继乏人。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新疆考古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进行西域研究只能参考国外刊布的考古资料,这使得中华学子常感“神物去矣,恻焉咎怀!”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王炳华先生在北大毕业之后,甚至来不及向远在南通的亲人辞别,就奔赴了新疆这一片热土。在此后的考古和研究生涯中,他便总是怀有这样一种责任感。

               新疆的考古学,从来不独属于新疆。丝绸之路是大航海之前世界一体化最重要的表现,它联络起欧亚大陆,是让大陆各部分人类之间产生互动、共鸣的大动脉。早在张骞凿空之前,这样一条通道便已存在,很多学者称之为“史前丝绸之路”。新疆是这条路上的文化桥梁,而新疆考古则为发现这种联络性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尤其是“史前丝绸之路”,完全依赖于新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这也是西方探险家热衷于新疆探险的原因所在。王先生在其考古生涯中,足迹及于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罗布淖尔荒原、吐鲁番盆地、天山北麓各绿洲、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山,取得了无数的开创性成果。同时,王先生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新疆,他的发现与研究为丝绸之路古代人类文明交往提供了来自中国学者的证明。在这一篇小文之中,无论如何也无法概况出王先生在新疆考古和西域研究工作中取得的全部成果,这里只能选取几个重要的历史侧面,略述一二,以纪念先生所取得的功绩,向一直守护着学术道路与学术精神的先生致敬。

              

            一、天山中的行者:北疆考古的开拓与新概念的提出


               新疆号称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这里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所,更是游牧文化与绿洲文化交融之地。早期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的调查与发掘,大多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缘的绿洲地区,而新疆北部的考古则是一片空白。新疆北部的草原及天山间的峡谷地带,是游牧部族往来的重要通道,有着众多珍贵的文化遗存。王先生最早的考古工作便是围绕天山以北的游牧文化遗存展开,为新疆考古打开了新的局面。

               1、昭苏土墩墓与乌孙文化:伊犁河流域考古的开拓

               在刚刚进入新疆考古舞台之时,王先生与考古所同仁最初选定吐鲁番作为其工作对象。但由于新疆博物馆筹备组已经在吐鲁番有所动作,经过协调,王先生等人便决定放弃吐鲁番,去往北疆开拓新天地。1961年,王先生与王明哲、雅可夫对伊犁河流域9县的土墩墓进行了调查,并选定昭苏县一小型土墩及一中型土墩进行试掘[1]。1962至1963年,王先生又与易漫白、王明哲等在昭苏县夏台发掘了一大型土墩墓。

               这次发掘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伊犁河流域考古如今早已成为了新疆考古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在当时伊犁地区却极少有考古工作者涉足,建国后仅有黄文弼和史树青曾先后进行过考察[2]。1961至1963年的重点调查和发掘,则是正式拉开了伊犁河流域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虽然在50年代苏联考古工作者已经对中亚的土墩墓进行了多次发掘[3],但土墩墓的发掘在国内则尚属首次,国内学界也由此认识了此类土墩遗存的性质。同年,王先生在特克斯县采集到青铜器11件,其在《特克斯县出土的古代铜器》一文中指出,过去认为“游牧区历史文化遣存贫乏”是一种误解[4]。可见,对于伊犁河流域的重点考察和试掘,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对伊犁河流域考古的基本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0月在昭苏波马土墩墓中发现了一批高品质的金银器,轰动一时。但墓葬由于修路被彻底破坏,有不少文物流散。早在1962年王先生等人便曾考察过该墓葬,但并未发掘,甚是遗憾。在研究这批金银器时,王先生再次申明了此类土墩墓与突厥墓葬形式的不同,同时也指出土墩墓虽然以乌孙为主,但其前后的大月氏、塞、悦般等,也都可能沿用这一墓葬形式[10]。目前对于伊犁河流域考古文化的性质问题也有一些讨论。然而无论如何,昭苏土墩墓的发掘与乌孙考古文化的提出对于当时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疆考古具有重要的意义,伊犁河流域考古也由此起步。介绍1961年发掘成果的《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推测此类土墩墓群为古代“乌孙民族或塞种”的遗存[5]。而由王先生执笔的《昭苏竖穴土墩墓发掘简报》并未刊发,但他在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乌孙考古文化的概念。乌孙最早是活动于“敦煌祁连间”的游牧部族,大约在汉朝初年击败大月氏并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是要联系乌孙以“断匈奴右臂”[6],汉武帝亦曾送解忧公主出塞与乌孙和亲[7]。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在时代和地域上,大致可与乌孙相合。王先生在《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中总结了乌孙墓葬的特征,即南北向链状排列的圆锥形封土堆,墓室竖穴,随葬品贫乏,常见有铁器等[8]。在与王明哲合著的《乌孙研究》中,王先生更是结合文献详细阐述了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乌孙社会经济状况[9]。

               2、“黄金”古墓与塞人文化:阿拉沟考古的收获

               1976年,在结束了文物出版社的工作之后,王先生返回新疆。度过了文革时期的混乱局面,新疆的考古工作也终于可以正常开展。当时正在修建穿越天山峡谷的南疆铁路,沿途发现众多文物,消息传到乌鲁木齐,王先生随即决议前往阿拉沟。阿拉沟是天山山脉中的一条沟谷,在吐鲁番托克逊县西南,位于托克逊、乌鲁木齐、和静三地之间。据先生回忆,当时完全没有考古经费,但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让赶工程进度的铁道兵为考古发掘让路,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幸运的是,王先生发现负责工程的铁道兵五师领导竟然是北大校友,接下来便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经过一番长谈,领导表态全力支持王先生的工作。于是王先生便是与铁道兵一起吃住, 随工程进度向前推进。

               1976至1978年间,王先生在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地区主持发掘了墓葬85座。在鱼儿沟车站东、阿拉沟谷口西岸发掘的四座竖穴木椁墓,即习称之阿拉沟东口墓葬,出土文物极为珍贵而且丰富。其中以金器最多,见有虎纹饰圆金牌8块、对虎纹金箔、狮纹金箔、兽面金饰等,另有银器、方座承兽铜盘、漆盘、丝织品等[11]。王先生在其执笔的考古报告中,参考苏联的中亚考古成果及史料文献提出了“塞种文化”的新概念。汉文史料中的塞人,常常被对应于波斯文献中的“Saka”。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汉代以前塞人曾广泛分布于伊犁河流域、天山和帕米尔一带,大月氏西迁后将塞人赶出了伊犁河流域[12]。王先生在《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中结合阿拉沟东口墓葬及新源县出土青铜器、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详细论述了其为塞人考古文化的观点,并指出其与中亚地区的联系[13]。塞人考古文化的形成与提出对考古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极大地促进了对新疆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文化遗存的讨论[14]。

               在阿拉沟东口墓葬发掘成果刊布后,黄金大墓的消息引起了轰动,人们的目光聚焦到了精美的黄金猛兽身上。时至今日,阿拉沟东口出土的金器,也依然是新疆博物馆最耀眼的藏品之一。然而在王先生看来,阿拉沟考古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木椁墓出土的这些金器,令他更为兴奋的是,阿拉沟东口墓葬是一扇通往古代丝绸之路天山通道的大门。墓葬中出土文物的多元性以及与周边地域的联系性着实令人惊叹。王先生提到在阿拉沟28号墓中出土过1件凤鸟纹刺绣,在18、23、30号墓中发现了数量不少的黑地红彩云气纹漆器[15],这些显然都是产于中原。而最近的研究也证明阿拉沟出土金器中的动物后肢向上翻转的造型,与阿尔泰山巴泽雷克、中亚伊塞克等地出土文物非常相似[16]。这些伟大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丝绸之路上已经有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揭示出天山峡谷在丝路上重要意义。阿拉沟墓葬成为学界讨论丝绸之路绕不开的话题,王先生对于天山峡谷道的追寻也由此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拉沟墓葬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古墓。

               3、通往精神世界: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发现

               1987年,王先生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他在是在与当地地名办公室主任李世昌聊天过程中得知有这样一处岩画,考古学者的敏感性使他抓住了这一线索。康家石门子位于呼图壁县西南约75公里的天山腹地,岩画是在一处耸立的峭壁上,画面东西长14米,高9米,总面积达120平方米,画满了各种人物形象约300人,十分壮观。其中有不少男性形式生殖器刻画突出,甚至有交媾场景。王先生认为岩画揭示了古人生殖崇拜的思想,而岩画的主人可能是塞人及部分蒙古种人[17]。

               生殖崇拜的提出实际上并不简单,当时中国学界刚刚有了生殖崇拜的说法,康家石门子岩画为这种新兴的概念提供了很好的证据。王先生提到,当他意识到岩画生殖崇拜文化内涵的时候,“一股清新的、强大的文化思想冲击力扑面而来,迅速撞击、颠覆自己长期受禁锢的苍白、贫乏的灵魂”[18]。80年代末,从社会到学术界都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思想和新问题的时代,我们可以从王先生的笔端窥见当时知识分子在学术追求中的渴求和喜悦。

               岩画的消息刊布后,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岩画的出版经历了不少曲折,但这一发现无疑对岩画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此后,王先生又对阿勒泰山洞窟生殖崇拜彩绘、小河墓地中反映的生殖崇拜和数字“七”崇拜等文化思想进行了研究,古人精神世界也成为了王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19]。

               4、天山峡谷古道的提出

               在完成阿拉沟考古工作之时,王先生就已经对天山峡谷中的古代文明有了新的认识。为了进一步了解天山文明,他从阿拉沟出发继续向东考察,才有了吐鲁番苏贝希墓地和哈密五堡墓地的发现。经过多年的考古积累和实地考察,他明确提出了“天山峡谷古道”的新概念[20]。天山是横梗于新疆中部的庞大山系,东西长1760公里,南北宽达300公里。天山山系广泛分布着草原、盆地,是游牧民族往来的天然通道。而伊犁河流域的波马金银器、阿拉沟的惊人发现、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等,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即天山峡谷是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这一发现也可以在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及晚至明代的文献中找到依据。天山峡谷古道的无疑是一个极为令人兴奋的概念,这不仅清晰描绘出了一条新的交通路线,更是打破了我们从史书中得来的古代丝绸之路必须绕天山北麓、南麓而行的认识,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西域的地理空间。当考古和文献证据摆在面前时,便可知道丝绸之路也可以穿越天山而行。

              

            二、追寻人类足迹:青铜时代墓葬及古尸的发现与研究

              

            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新疆就是古代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新疆探险的热潮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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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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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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