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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纪霖 瞿骏 周武:北京与上海,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 次 更新时间:2018-02-03 23:54:20

            进入专题: 北京   上海   新文化运动  

            许纪霖 (进入专栏)   瞿骏   周武  

               本文刊载于许纪霖书籍·《如何安身立命》

               许纪霖:对于纪念史学来说,1915年最重要的百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190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叫《新青年》),一般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元年。

               一讲到新文化运动,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它的中心在哪里?以前大家都认为是北京。上个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新青年》创刊百年的学术研讨会,一个北京的专家就在会上讲:当年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什么影响都没有,只是后来迁到北京,与北京大学结合之后,新文化运动才蓬勃展开,有了全国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理所当然在北京!

               我想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听听周武和瞿骏两位专家的看法,新文化运动是只有一个中心还是有多个中心?

               周武:这个看法由来已久,现在仍有不少学者这么认为,好像新文化运动只有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就在北京,更具体地说,就是一校一刊。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近代中国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潮的发祥之地、来源之地,一直在上海。上海与北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新”。上海的重要性和优势,即在于“新”。这个“新”,就文化而言,就是新知新学。清末民初,上海是新知新学的生产与传播中心,也可以说是新文化和新思潮的中心。

               现在确实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青年杂志》虽然在上海创刊,但影响不大。《新青年》是搬到北京以后才产生了影响,新文化运动才起来。不错,如果从量上面统计的话,《青年杂志》刚创办的时候发行量是不大的,最初每期只有一千本。它的鼎盛时期确实是在北京,最高的发行量达一万五千本到一万六千本。但是,大家可能忽视了一点,《新青年》在随陈独秀、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而迁到北京以后,事实上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编辑部搬到北京,但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在上海印刷,在上海发行。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北京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

               那么,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又何以能够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潮、运动和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变化?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取决于三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上海是个中心口岸。我总觉得,过去我们对这个口岸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单面的。大家都知道,近代上海是个大码头,“中华第一码头”“亚洲头号商埠”,基本上是从贸易、经济这个角度去看的。其实,上海不仅仅是贸易的码头、不仅仅是经济的码头,它也是新知识的码头、新思潮的码头、新智慧的码头。概括的说,是新文化的码头。单纯从贸易、从经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是非常片面的。码头是四通八达的,上海不单“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重要城镇息息相关”,而且同整个东亚世界乃至全球网络息息相关。上海是一座“两个世界之间”的枢纽型城市,一头连着世界,一头连着广袤的内地,上海的重要性和“传奇性魅力”即是在这种连结中突显出来的。借助这个通达世界各地的网络,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没有这个网络,新文化怎么可能迅速席卷全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

               第二个因素是帝都的政治文化。在中国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氛围里面,上海尽管做了许多事情,成为最大的新文化码头,但没有经过帝都的认证、加持。《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这是跟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关。因为北京是帝都,而北京大学又是北洋时期唯一一所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大学,地位非常特殊。《新青年》到北京,又是由北大的一帮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帮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帝都北京天然具有一种类似麦克风的功能,因此在那里发言,声音易被放大。而上海是万商之海,市井鼎沸喧嚣,很难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声音。

               第三个因素是运动领袖的身份。任何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新的文化运动,它的发起者、组织者的身份非常重要。当年的“新青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氏兄弟,都有留洋的经历,后来又齐聚北京大学,成为北大教授,由他们来推动新文化运动,具有特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背后实际上关联着清末民初历史的一种深层变动。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理解了。清末武进有一个名叫陆炜士(尔奎)的先生,道德学问自小就见重于乡里,许多人都以师礼事之,可谓“有声于国粹丈人之林”,戊戌前受聘担任北洋等学堂讲席,乡先生多不解,群起而短之说:“陆某士夫也,竟与若辈周旋乎?”可见,那个时候新学堂的讲师是被轻贱的。但科举废除之后,情况大变。“大学校教师”逐渐成为“最礼重之秩位”。这是一个知识权威的再造过程。此前的知识权威来自书院场屋,此后则逐渐转移到另一个场域,也就是大学。在民国时期,大学教授是否具有留洋经历,境遇和影响力大不相同。

               概括地说,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没有中心口岸的庞大网络,新文化运动不可能短期内席卷全国;没有帝都政治文化的加持和认证,新文化就很难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没有留洋的大学教授的身份这个金字招牌,新文化无法取得引领全国青年那样的号召力。

               许纪霖:周武教授这三点总结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我想补充一点,固然《新青年》的鼎盛时期在北京,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北京大学新派教授的支持——在现代社会之中,大学是具知识的生产中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知识不仅需要生产,而且还要传播。而民国初年中国的知识传播中心,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因为上海拥有全国最发达的报业和出版业。传播就是生产力,传播对于新文化运动来说,有时候要比作者与编辑部在哪里更重要。

               《青年杂志》最初两卷是在上海编辑的,难道真的没有影响?我特别查了篇目,发现头两年中有许多文章,如今已经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经典。比如说陈独秀在第一卷创刊号上面写的《敬告青年》,显然是一篇不是发刊词的发刊词。还有歌颂法兰西文明的那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还有《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还有一篇是被反复引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文中陈独秀说:洋务运动是器物的觉悟,戊戌变法是制度的觉悟,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伦理的最后觉悟,这篇文章昭示了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自觉,是一篇宣言式的名篇。此外,高一涵、李大钊、吴虞、易白沙、胡适,等等,在头两年已经在《新青年》中发表文章,虽然当时没有产生后来巨大的轰动效应,但这些名篇已经在中国思想史中沉淀下来。我们不能忘记《新青年》早期这段在上海的历史。

              

               瞿骏:上海与北京究竟哪座城市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类似我们今天这样的场合。我们三位坐在台上,可能看上去蛮像一个中心。但问题在于,如果缺少了下面各位朋友帮我们推波助澜,从微博、微信推送出去的话,可能我们三个近乎于白讲,压根就没有任何的反响和回应。我觉得这就类似于《新青年》、北大和上海的关系。其实要看是它是传播的中心还是生产的中心。前面许老师说好像《青年杂志》刚刚创刊的几年影响不大,后来到北京去,影响才大。我们就要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之所以前几年在上海没有影响,或者说没有太大的影响,恰恰是因为,从清末以来,上海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强大的新文化的内容、市场与氛围。大家知道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已经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中华书局也办了各种各样的杂志,如《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等等,这些杂志其实都在传播新文化,只不过是因为以前我们对于新文化那套主流的东西太过于熟悉,而经常把这些杂志、刊物淡忘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新文化是怎么样被运动起来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新文化究竟是怎样被炒作起来的?著名的钱玄同,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与刘半农唱双簧戏。一个人写反对的文章、一个写赞成的文章;一个支持文言文、一个支持白话文。是这样一套伎俩、这样一套炒作的方法。钱玄同、陈独秀他们恰恰是当年在上海学会的,从《苏报》开始,报纸上的文章就经常充满着自说自话,充满着不负责任的,伪造的文字。比如章士钊回忆说,1903年左右他们写过一个《严拿留学生密谕》,说清廷要在日本抓搞革命的留学生。但最后章士钊说,都是他们自己写的,那个时候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说在清末,为了革命“无所不用其极的”话,那到了《新青年》的时候,可能是为了新文化,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第三,尽管到了北京,《新青年》的销量可能达到了一万四千份、一万五千份,但是和上海同时期的那些报纸、刊物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最多说到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这还是指那些传播新文化的报刊,若和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如《礼拜六》比起来,那更没得比。

               许纪霖:在历史学界,一直弥漫着一种“辉格党人式叙事”。所谓“辉格党人式叙事”,是说英国的历史是由辉格党人书写的,英国的历史被描述为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发展的历史,凡是不符合这个方向的事件、因素和人物都被剔除了、排斥了。而在辉格党人笔下,近代英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走向自由、法治与宪政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虽然不是辉格党人写的,但都是“辉格党人式”的,只是写法不一样。传统的是革命的叙事,后来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叙事,更新近的是民主的或者宪政的叙事,虽然终极目标不同,但叙事方式是雷同的,历史被描述为某种必然的、往确定方向前进的运动。关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辉格党人式叙事”之中,似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就是民主与科学,其以《新青年》为主线,凡是符合这个方向与目标的,都是新文化,是好的、积极的,凡是不符合民主与科学的,都是反动的、保守的、倒退的、落后的。

               然而,这样一种将历史发展简单化、单一化的叙事,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挑战和质疑。前一阵子我在看BBC拍的系列纪录片《英国史》,虽然我对英国史不算太陌生,但竟然没有完全看懂。因为BBC已经打破了辉格党人式的英国历史叙述,将历史中复杂的、多元的、复调的各种事件、人物和因素都原原本本还原出来,呈现出比我们以往知道的要丰富得多的真相。但是,我们实际上今天在检讨辉格党人叙事。这几年我自己写的文章,越来越试图破碎这套所谓向着一个终极目标前进着的历史,来试图还原历史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回到沙龙的主题,难道真的是《新青年》一枝独秀能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吗?难道新文化作为一种运动,真的是1915年9月才出现的吗?显然,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话,一定知道,早在晚清,不说已经有了启蒙,但已经有了启蒙的先驱。那位“笔锋常带情感”的梁任公,他办的《新民丛报》,影响了整整两代人,他这一代与后来胡适、陈独秀那一代人。没有梁启超,何来新文化?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所谓新文化,乃是相对于传统的旧文化而言,这种新文化,无论是白话文、还是新观念、新思维,早在1895之后就进入中国,开始改变读书人,谭嗣同讲仁学,要“冲决网罗”,那个要冲决的“网罗”,就是三纲,就是儒家的礼教。美国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著名学者张灏教授,将1895年到1925年视为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也就是说,从旧文化到新文化的历史转型,从1895年就开始了,只是到了《新青年》创办之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加速,呈现出新的面貌与阶段。

            新文化运动不是“辉格党人式叙事”中的一条单线,似乎没有《新青年》,就没有新文化。不,在《新青年》杂志的前后,有很多新文化杂志了。刚才瞿骏老师就讲,为什么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影响不大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海当时有太多的新文化杂志了。不说别的,当年在中国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不是《新青年》,而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这份创刊于1904年创办的杂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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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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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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