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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菅志翔:中国族际通婚的发展趋势初探

            ——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与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 次 更新时间:2018-02-03 22:34:05

            进入专题: 族际通婚   族群差异   地区差异  

            菅志翔  

               摘要:中国在21世纪面临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严峻挑战,族际通婚研究有助于认清我国族群关系的整体发展态势。本文通过对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民委提供的数据的比较分析,力求认识中国近20年来族际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模式和族际通婚的演变趋势。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各个族群中,教育水平(高中以上毕业比例)对族际通婚的正面影响最为显著;非农职业比例高的族群族际通婚率较低;聚居在本族自治地方的人口比例越高,与他族成员通婚的机会也越小;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越不普遍,与他族成员的交往和通婚的机会也越低。

              

               关键词:族际通婚  族群差异  地区差异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先后正式识别出55个少数民族,为每个公民明确了“民族身份”,并为各少数民族设置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旗),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占国土面积的64%。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55个少数民族总人口为1.1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49%。各族群人口规模和地域分布特征决定了族群关系对于我国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国际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从人口学角度来考察中国各族群的人口变迁,是研究中国族群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分析视角和切入点。

               多族群国家的社会学界都把族群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而在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中,核心专题之一是分析国家内部的族际通婚状况。由于长期以来政府的相关统计与学者们的调查缺乏与族际通婚相关的数据,我国关于国内族际通婚的宏观量化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图对中国近期三次人口普查,特别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民委联合公布的全国族际通婚数据加以分析,来理解我国近20年来族际通婚的演变趋势,以及各族群在族际通婚方面显示出的人口学特征。

              

            一、族际通婚研究文献梳理

              

               由于人类社会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和人口迁移,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多族群国家,国民中包括了一些在体质特征、血缘记忆、语言使用、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以及社会和政治进程等方面与主流群体有所不同的少数群体成员。如何在法律和制度上确立主流群体和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如何考察族际交流的互动机制和族群关系的演变态势,始终是这些多族群国家政府和学术界极为关注的课题。

               (一)西方社会学的族群通婚研究

               族际通婚与族群之间的差异程度以及造成相关差异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原因密切相关,而且族际通婚直接影响群体边界的变化,族际通婚态势对国内社会整合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社会学的族群研究中,族际通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专题之一。韦伯认为,“在所有那些具备了发达的‘族群’意识的群体中,存在或者缺乏族际通婚通常是种族吸引或者隔离的后果”(Weber,1978:385)。辛普森和英格尔把族际通婚率视作衡量美国各种族、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族群融合的最敏感的指数,用以判断族群区隔和融合的程度及发展态势(Simpson & Yinger,1985:296)。戈登在《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提出了研究和度量族群融合的7个变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族际通婚,他认为“通婚是(族群间)社会组织方面融合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物”(Gordon,1964:80)。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只有当两个族群大多数成员之间保持广泛而普遍的社会交往,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渐趋一致或高度和谐,两族之间才有可能出现较大数量的通婚现象。来自欧洲各国的白人移民后裔之所以能够形成相互之间高度认同的“美国白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彼此之间的高通婚率(Alba,1990:167)。

               西方学者对美国族际通婚开展了大量研究,归纳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量。如在调查中使用“通婚对象族群的优先排序表”分析通婚中出现的种族/族群选择现象(Thernstrom & Thernstrom,2002:1)、分析通婚夫妇的性别比例(Simpson& Yinger,1985:298)、族际通婚的地区差异(Simpson & Yinger,1985:297)、族际通婚夫妇的宗教信仰背景比较(Goldscheider &Goldscheider,1989)、族际通婚中的代际差异(Feagin& Feagin,1996:400)、族群人口相对规模对通婚的影响(布劳,1991:40)、语言使用对族际通婚的影响(Xie & Goyette,1997)等。以上文献中提出的研究专题和分析视角深化了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对于中国族际通婚状况的社会学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族群关系时,也关注族际通婚现象。美国最早出版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专著《中国的四千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和国族整合》承认汉藏通婚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担心解放军进藏后出现的汉藏通婚有可能干扰藏族婚龄人口的男女比例并引发冲突(Dreyer,1976:167)。研究中国族群交往史的学者认为,中原王朝“教化”蛮夷时经常把通婚作为一个官方鼓励手段(Dik?tter,1992:57)。还有一些学者指出,族际通婚和文化交流在许多国家都促进了族群边界的弱化,但是,当代中国政府对族际通婚所生子女的“民族身份”登记制度在客观上阻碍了这一自然进程(Mullaney,2011:123)。这些研究指出,中国的族际通婚历史悠久,在理解当代中国族际通婚现象时,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身份制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中国学者的族际通婚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中保留了大量关于各朝代宫廷、皇族的族际通婚史料,对这些史料首次进行系统整理的是历史学家王桐龄。他汇集了女子入宫、公主宗女下嫁等涉及族际通婚的文献资料,认为“杂婚”是统治群体同化其他族群的主要方法之一(王桐龄,1934)。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组织学者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调查报告中包括大量对各调查社区族际通婚情况的文字描述,但缺乏系统的量化分析、比较研究和深入讨论(马戎,2001:170-171)。在1949年以后我国的族际通婚研究中,为人熟知的有严汝娴1986年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为读者了解少数民族婚姻提供了基础信息。随后,我国学者先后发表了一些研究族际通婚的专题论文,大多是对文献记录的族际通婚情况进行梳理归纳(陈明侠,1993)。

               从中国知网的相关学术文献检索数据来看,近期我国学术界对当代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都是采用民族学、人类学方法对某一区域、某一少数民族或某几个少数民族的通婚现象的个案研究,呈现出具体、分散以及个案化的特点,缺乏对通婚模式的概括以及比较研究。最早引入西方社会学抽样问卷调查方法研究我国族际通婚状况的成果是1988年马戎和潘乃谷对内蒙古赤峰农牧区蒙汉通婚结构性特征的分析,作者以41个自然村和2089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对赤峰地区的族际通婚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蒙、汉村民存在以各自传统经济活动为背景的不同的“上嫁模式”,开创了社会学对我国族际通婚进行量化分析和模式分析的先河(马戎、潘乃谷,1988)。之后国内学者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的族际通婚研究逐渐增多(马戎,1994;王俊敏,1999;菅志翔,2004;梁茂春,2008;李晓霞,2008,2012;高颖、张秀兰,2014;赵锦山、徐平,2014)。

               人口普查数据是在宏观层面分析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际通婚模式的重要资料来源。与“通婚对象族群的优先排序表”分析相类似,李晓霞使用2000年普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各民族的“通婚圈”,指出我国多数的少数民族都与汉族有较高的族际通婚率,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族际通婚模式(李晓霞,2004a,2004b)。郭志刚和李睿的文章《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族际通婚夫妇的婚龄、生育数及其子女的民族选择》是使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我国族际通婚的人口学特征的经典论文,其结论是族际通婚能明显推迟婚龄并减少生育子女数,同时族际婚姻所生子女偏向于选择申报少数民族身份(郭志刚、李睿,2008)。刘中一、张莉(2015)比较了“五普”和“六普”数据,通过对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的状况和变化趋势的分析,指出在我国的族际通婚中普遍存在性别选择倾向,并具有明显的上嫁模式。

               以西方学者讨论的影响族际通婚的变量为基础对族际通婚进行理论模型归纳的尝试见于马戎的《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文中提出了一个分析族际通婚的理论框架(马戎,2001:164),这个模式努力涵盖了可能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类因素,并且试图讨论这些因素的作用路径(见图1),是一项把分散的专题研究成果综合进一个宏观模型的有益尝试。

               社会学通过对族际通婚率的考察来测度族群关系的强度和性质,将其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内部族际关系变化的最可靠、最敏感的指标,通过对族际通婚具体形式的变化和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来认识和预测族群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从有关族际通婚的研究文献和理论模型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多族群社会出现较高族际通婚率需具备的4个基本条件:(1)族群间的文化整合达到较高程度,没有语言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彼此容忍;(2)各族群成员之间有很多交往机会使人们相识并相爱;(3)族群彼此之间没有整体性偏见与歧视;(4)个人所在家庭与族群社区对族际通婚不反对甚至比较积极。惟有在出现以上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族际通婚现象(马戎,2004:432-462)。

               以上研究思路均有助于社区调查或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但是,在面对我国宏观层面的人口普查数据时,可以作为量化比较和分析因素的,通常只有各群体的人口相对规模、各族群人口的社会结构特征、各族群人口聚居程度、族群之间的语言差异等有限的变量。

              

            二、我国的族际通婚统计数据

              

               由于我国社会学学科在20世纪50-70年代曾一度中断,以族群关系为专业领域的社会学研究恢复较晚,相关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同时,我国政府公布的全国和区域性社会经济统计均以行政区划(省市自治区、地州、旗县)为统计单位,不以“民族”为统计单位,因此无法使用政府的年度统计数据进行族群间的比较分析。从普查数据来看,1953年和1964年的两次普查只提供各族的人口数字和地区分布,1982年普查数据中仅包含各族受教育、行业、职业等方面的信息。只有1990年以来的近三次普查数据才提供了关于族际通婚的部分信息。人口普查数据是中国学者可以得到的全国性族际通婚数据的惟一来源,数据来源稀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在宏观层面认识和把握中国的族际通婚态势。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这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族际通婚数据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先后出现过两种统计口径。第一种口径是全国分省市区的三类(全户少数民族户、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合户、全户汉族户)家庭户的户数和各类下属人口数。第二种口径是全国分省市区的四类(单一民族户、二个民族户、三个民族户、四个及以上民族户)家庭户的户数和各类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1990年普查数据的纸质版和2000年普查数据的电子版提供了第一种口径分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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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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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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