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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志琴:重建百姓日用之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 次 更新时间:2018-02-03 22:00:18

            进入专题: 百姓日用之学   儒学  

            刘志琴  

              

            一、百姓日用之学,是儒家的经典之教

              

               百姓日用是古人对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器物的用语,自古以来就受到各种学派和经典著作的重视,从《尚书》的“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①《诗经》的“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②《易经》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等等经典著作,莫不表示对服食器用的关注。有关“服”“食”“器用”的用词,出现在《论语》中有111次,《孟子》中218次,两者相加共有329次。与此相比,在这两部书中“礼”字出现138次、“德”字75次。③服食器用以如此高的频率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甚至高于儒家一贯崇奉的“礼”和“德”,不能不是高度重视生活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古人的观念中并不复杂,遍查它在经史子集中的含义,无非是活着,过日子的一种表述。古人对生活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高度的理念对待服食器用,并形成百姓日用之学。

               生活的主体是人,服食器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独特的文化观念和民族文化形态,所以生活是观念之源。

               但是,生活与观念是人类分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同领域的行为和反映,在认知方面有感官和思维,感性和理性认识的差异,所以这两者各有相应的范畴,从而有一定的间距,并不等同。但在百姓日用之学中,生活与观念之间相互胶着,难分难解,甚至混为一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出自《易经》的名言,在该书的注疏中释为:

               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而下者谓之器”也。④

               王夫之说得更明白,“无其器则无其道”,⑤可见道能生器,无道不成器,故道在形之上,器为形之下,这上下之别,是因为道为器物之本源,但是无器也就没有道的存身之处,所以这道和器虽有形上和形下之分,两者却密不可分,道是器的内涵,器是道的外在形式,器有粗细之别,道也有深浅之分,两者相依共存。不仅如此,这器还与性通用,因此有器性、器质之谓,即便“器物”这一名称,起初也是指高贵的尊彝之类,后来才成为各种用具的统称。⑥所以,这器物并非简单的用品而寓有深刻的道理,然而,这器中之道的哲理并非一般愚夫愚妇所能感知,这就是《论语》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此,《论语注疏·序》作了权威性的解释:“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周易注疏》说:“‘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说万方百姓,恒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至于百姓,但日用通生之道,又不知通生由道而来,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⑦这些话的要领是在于,百姓日用器物而不知其器物之所以然,只有君子才懂得其中的道理,让平民百姓认识日用器物蕴含之道,是君子教化百姓的使命。历来儒家所提倡的“以礼化俗”“导德齐礼”等都不外乎阐明这一真谛。

               纵观一部思想史,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历代的鸿儒硕学无不从日常生活中阐扬此中的哲理,并从具体的器物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从而创造出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概念,如道和器、理和欲、义和利、形上形下等等。其实质就是将伦理观念寓于日用器物之中,将有形可见的器物内化为理性的东西,使之秩序化、信仰化,在这内化的过程中,器物已超越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人们沟通道体的媒介。因此,形上有外在的形下表现,形下有内在的形上寓意,道器有分,而又无分,促使人们达到道器合一,即道即器的境界。这种从日用实践中体悟人伦的理念,可归结为实践的形上学。在这实践的形上学中,概念的形成不是依靠推理思辨,而是基于人人可以感受的生活经验,这是中国思想史一系列概念的特征,也是与西方思想史相区别的民族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习惯强调感悟的认知方式,宋明理学认为道器的上下之别,可以用“格物”的方法来贯通,以达到下学上达的功效,朱子认为:

               盖衣食作息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且如这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只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⑧

               这一番话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格物致知乃是领悟的过程。

               日用器物本是人类劳动的生产品,按照人们的意愿,用自然界的原料加工做成适合人们使用的器物,以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这是社会的文明和生产者聪明才智的表现,就这些成品本身乃是无知无识的客观存在,但在理学家的心目中则赋以道的含义,道是什么,是伦理化的观念,把伦理观念融入生活日用之中,使日用器物伦理化。所谓:“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见得个理,便是上达。”⑨格物”即是从普通器物中体认天理人情的无所不在,能体会者即能做到下学上达,这是为学的境界,这就是要有从小处着眼的工夫,一事一物都要仔细琢磨出其中的义理,“日用之间,只在这许多道理里面转,吃饭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脱衣服也在上面,更无些子空阙处”。⑩能不能有这修养就在于能不能正心诚意,摒除私欲,关于这点朱子在回答问题时作了透彻的说明,记载说:

               问:“五典之彝,四端之性,推寻根源,既知为我所固有,日用之间,大伦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为私欲所挠,其要在窒欲。”曰:“有一分私欲,便是有一分见不尽;见有未尽,便胜他私欲不过。若见得脱然透彻,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须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诚、心正一向去。”(11)

               因此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收拾得个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间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本心出来”。(12)此种看法在宋明理学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果说日用之学在先秦主要是阐明百姓日用中的无知,愚夫愚妇们需要君子去做教化工作,以加强君子的使命感。到宋明理学则明确表白崇天理,灭人欲的宗旨,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琐事中调节和克制人有可能产生的各种欲望。服食器用在这些思想家的眼中,不仅是供人温饱,也是实践礼的手段,百姓日用之学实质是人伦日用之学,以伦理来统率生活,首先要使生活日用伦理化,这是百姓日用之学的最大特色。

              

            二、百姓日用的伦理政治化是文化结构性的特征

              

               日用器物的制作本是满足人们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欲望,为什么在中国却伦理化,给以压抑人性的导向?究其根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的反映。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通常是指封建文化模式,这是封建时代人们在器用、认知、情感、道德和法权方面的综合表现。这种文化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从周代以来就以礼制的形态区分尊卑贵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既是血缘、权力和财产的等分,也是财产分配的原则和人际交往的规范。财产不仅是固定资产还包括器物的消费,什么等级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都有详细的规定,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车服志”“舆服志”等各式法制条文和律令,管理和统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权力统制财产的体制,没有地位和权力的,有钱也不能随意购买不该享用的消费品。权力通过器物消费的等级分配,物化为各个阶层消费生活的差异,所以,礼制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信念,还以日用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内容,规范各阶层的行为和需求。因此,任何物质器用不仅同时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功能,对消费者来说又兼有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的双重价值。由此而形成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并渗透政治、经济、文艺、教育、人际交往、道德风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因此,就其涵有的文化因素来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就其构成来说,它又具有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三位一体化的内容。

               早在先秦,思想家们就为建树这种文化模式,提供了思想理念,荀子明确宣告:“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变数制之。”(13)这就是说,德、位、禄必须相称,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禄,道德表现、社会地位和财禄器用一体化,因此,以物可以观位,以德又可以量物,贵贱之别不仅溢于形表,君子小人这内在道德上的良莠也力图物化为消费生活的等级之别,充分体现了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模式促成道德意识渗进衣食住行,穿衣着装是衣食住行的第一宗,它最显著、最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封建制度的等级性在衣冠服饰方面有强烈的表现,管子所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成为经典之教。如果说这人人不可须臾分离的衣服,在各种文化形态中都有等级之别的话,但在中国作为道德化为表征,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在世界服装史上也是独特的现象,东汉的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那就是圣人制作衣服,不仅是为了防寒蔽体,更重要的是“表德劝善,别尊卑也”。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被历代的礼制所规范,赋以天道、伦理和身份地位的诸多含义,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由此形成衣冠之治的规章和传统。官僚权贵、士农工商从穿靴戴帽,怎样着装,穿什么,不该穿什么,都有明文规定和限制,冒犯的被认为僭礼逾制,要受到法律制裁,因穿衣不当而获罪的史不绝书。所以古人的衣冠服饰不仅是防寒、实用、审美的消费品,也是等级序列、伦理政治物化的形态。

               当然这是思想家们的一厢情愿,在现实中经常遭受挫折,礼制中繁琐的规章和僵硬不变的程式并不便于实际生活的发展,用群体性的等级之别限制人们的穿衣着装,使得这纯属私人的行为很难有自主的选择,这与人们生活的基本欲望会发生冲撞。而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和本阶级不安分守己者的干扰,更是难以控制的社会问题,所以常常引发越礼逾制和循礼守法的尖锐矛盾。百姓日用的伦理化,旨在从道义上教化人们信守礼制的规范,调节和克制有可能无限膨胀的欲望,这是防范物欲横流,实践礼治的社会理想。

               人类的生存、发展也包括享受生活,是人类本能的欲望。既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也可以滋生罪恶,危害他人和社会,它需要法制和道德的约束,而不是一概禁绝。传统文化模式对个性压抑强度最大的是表现在,意识形态扩大到生活领域,从器用消费、生活行为等方方面面教化民众遵循等级之别。

            这种从生活中传授封建伦理的文化模式,最能适应以小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使极端分散的小农户从居家生活就笼罩在同一的伦理政治氛围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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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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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尔雅国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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