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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广达: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18-02-02 10:39:44

            进入专题: 王国维   西学   国学  

            张广达  

              

               一、时代

               王国维先生(1877—1927年)在世五十年间,正值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阽危的时代。两千年来,中国不是没有内部变乱和屡遭周边势力侵袭的经历,而且内外因素的互动每每导致中央王朝的瓦解。唯独此次际遇大不同于既往:门户洞开、列强环伺,不仅引发了中国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剧烈震荡,而且历来自我标榜为天下中心的天朝帝国的崩溃预示着中国自身即将被卷入世界体系。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人们遇到了随社会转型而伴生的新旧观念替置的考验。

               在19世纪中叶中西文化踫撞之初,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的观念的支配之下,中国曾经主动引进应用型的西方技艺。当时,人们认为这种引进不会妨害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仍然保持其普世意义(universalism),更意识不到中国文化相形之下或有沦为一偏文化(particularism)之虞,因而不存在太大的思想障碍。

               经过同治、光绪两朝的洋务运动,西方知识体系,包括西方的人文学科及其价值判断系统,作为新学的组成部分也就势传入中国。西方人文学科及其思想体系的大举传入,势必带给儒家思想及其维护的专制体制以冲击。对于经朝廷和封疆大吏极力提倡,戴震(1723—1777年)、段玉裁(1735—1815年)、钱大昕(1728—1804年)、王念孙(1744—1832年)、王引之(1766—1834年)、汪中(1745—1794年)等大儒所确立的清代学术的绝对权威和正统地位,人们从尊奉而开始产生疑问。

               尽管当时的士大夫和儒生之中没有人全面否定旧学,但是,西学的冲击和风气的转移促使有识之士疏离汉学、宋学之诤,不再唯文字训诂和史实考据是务。时势的变化导致人们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认同危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以龚自珍(定盦,1792—1841年)、魏源(默深,1794—1857年)为先导,不少士子逐渐摆脱中国乾嘉时期以解经、注经为主的治学路数,另从中国的通经济世、微言大义的传统中发掘张大改制的理据。

               对于这一变化,王国维有直接的论述,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初乾嘉二派“为学之成法”已经不能“适中当世之弊” ,注意到龚、魏“忧世之深” , 指出龚、魏之学在道光、咸丰之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

               根据王国维的证言,可见经世致用观念的复活和公羊派的兴起既继承了中国固有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又反映了时代的变异和当代士人对时局的忧虑。读书人尽管感情上留恋旧学,但是不乏有识之士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古今局势的不同,时代已经不是孟子所说的只能“以夏变夷、不闻变夷于夏”的时代了 。面临难于逆转的世界大势,中国势须从根本上改弦更张,从变动制度上开拓局面,而不能再仅仅局限于筹办洋务,寻求富国强兵的一时权宜之计。

               有此认识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是郭嵩焘(筠仙,1818—1891年)。由于果敢之士的提倡和内外危机的深化,变法维新的思想骎骎然成为人们的共识,虽然朝野上下对此认同的程度远远赶不上日本。无论如何,到了19世纪90年代,世变日亟,大道多岐,在江山代出的才人之中,已经是康有为(长素,1858—1927年)、严复(几道,1854—1921年)、章炳麟(太炎,1868—1940年)、杨文会(仁山,1837—1911年)、梁启超 (卓如,1873—1929年)、谭嗣同(复生,1865—1898年)等人物崭露头角,崛起于学界、政界,显示精英主动性了。

               无待赘言,他们对于现实及其演变趋势各有各的解读,并据以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重估传统学术的价值,进而规定自己安身立命的领域。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庵[安],初号礼堂、人间、永观,晚号观堂),出生在这样的新旧转折时期。他少年青年时代生活在浙东人文荟萃的故乡海宁,接受旧式儒生的传统教育。但是,风气所渐,他已经不再以仅仅讲求旧学为满足。

               他在1898年初来到上海,时年22岁,体弱多病,在劳累的工作之余学习日语、英语。1901年末至1902年夏一度东渡日本留学,因病归国后肆力于自学西方哲学,并从日文翻译西方近代哲学、伦理、心理、美学、逻辑、法学著作。1903年起,任教于师范学堂,同时继续研究德国哲学,探讨人生意义,并以“填词自遣”,抒发“欢也零星,悲也零星”的苍凉寂寞、抑郁寡欢心情。

               1907—1911年(31岁至35岁)到北京学部供职,治学兴趣转向中国文学,侧重文艺批评,研究戏曲。1911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以辛亥革命为转折,王国维的治学道路断然分成两截:1912年36岁以前不分中西,兼治新学旧学,1912年以后舍弃西学,专注于中国文化遗产的实证研究。

               王国维投身国学研究实际上只有十五年的时间(1912—1927)。在这短短的十五年内,他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观其会通”,“窥其奥窔”,由于根柢深固,枝叶遂繁,得以在经学、古文字学、训诂、声韵、名物、甲骨学和商代史、周代青铜器物与金文、周代制度、战国秦汉时代文字演变、汉魏学术、魏蜀石经、汉晋简牍、唐人写卷、古代地理、宋代以来金石学、边疆近代新出碑铭、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史、西北史地等诸多领域迭有独到的创获。

               在西学强势传入,地上地下新资料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他的建树维护了先哲之业于不坠,为后进奠定了纵深拓殖的基础。他的学术水准为他确立了国学祭酒的地位,赢得了国内学界无分新派旧派的一致悦服和当代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崇敬。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辞世,海内外人士同声哀悼。中国和东邻日本学者们的追忆文章已为人们所熟悉 。这里略举西方学者的评价和反应。例如,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在《通报》杂志讣闻栏中写道:“作为王国维老友的我,作为经常引证王国维、多方受益于他的渊博而门类多样的学问的我,谨置身于各界人士的行列之中,向这位同道敬致哀悼。看到他的工作中辍,至为痛心,不胜惋惜。

               罗振玉氏早年资助年轻的王国维的时候就已有预见。近代中国还没有产生过探索如此精深、涉猎如此广泛的渊博学者。离了罗振玉和王国维,殷墟甲骨文字将难于释读。不参照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订正和增补,就不该阅读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对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发现的流沙坠简的考释。王国维还为科学地研究中国的戏曲和小说奠定了基础。他于学无所不窥,而无论治哪一门学问,他都开辟了新的门径。”

               今天,王国维的著作流传于世,经常被后学引证。国学值得保存的部分,由于他具有实力的创新而得以保存。在行将到来的文化多元世纪,王国维的业绩为开拓中国学术的未来做出了贡献,从而再次证实改变能力与保守能力的相互为用 。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王国维流于伤感的悲观性格和传统道德对他的制约作用。

               在王国维身上,明显地流露出来中国士大夫的淑世匡俗的心态,或借用今天西方流行的语词,呈现出来传统社会“规范化行为”(Habitus)现象 。成长和生活在中国语境中的王国维,虽然研究过西学,但是舶来的西方理性思维方式对他的影响究竟日浅,不足以促使他明确做出如下区别:何者是个人修身层次上的道德规范,何者是仁者为怀层次上的人间关切,何者是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层次上的符号系统。简言之,受传统文化全面浸润熏陶的王国维,思想感情犹如一张磁碟,被传统所格式化(formatted)了。

               1784年,即大清帝国高宗乾隆四十九年,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发表了《答〈何谓启蒙?〉》(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一文,该文的第一段即开宗明义,为启蒙下了明确的定义:“启蒙是人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selbst verschuldete Unmündigkeit/ self-incurred immaturity)中解脱出来。” 康德号召人们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敢于求知!(Sapere aude !/Dare to know!)”

               不幸,王国维在长年累月探讨中国传统学术的过程中,恰恰在践履伦常道德(如“在三之谊”) 和奉行专制制度下的符号系统(如“君辱臣死”)方面没有摆脱自我招致的依存状态,对传统社会的“惯性行为”没有经过理性的系统检验而有所甄别,即一揽子将其定格于自己的思想感情之中。

               综观王国维一生五十年的经历,可以化约为一位耿介恬退的学者在祸乱频仍、社会转型、观念替置岁月中所做的一系列选择和取舍的过程。选择(choice)和取舍(preference)两个概念十分相近,所不同的是,前者往往可以借助于工具理性而做出抉择或检选的权衡;而后者则因为涉及价值取向,在不可得兼的两难情况下不得不有所割舍。

               王国维到了晚年,对中外时局、对中国趋于极权主义的走向不乏远远早于哈耶克(Friederich/Frederic Hayek,1899-1990年)的先见。他几次引用《诗经·小雅·雨无正》的“若此无罪,沦胥以铺” ,为生民之“沦胥以铺”而悲伤。依据朱熹《诗集传》卷五《雨无正》的注解,沦,陷也;胥,相也;铺,遍也。此言彼有罪而死则是伏其辜矣,若此无罪之民,而使之相与陷溺死亡无不遍焉,则如之何哉!“若此无罪,沦胥以铺”是王国维晚年概括诡谲纷浊的现实世界的极为重要的观点,表明他的主体性取舍具有普世关怀的价值取向。

               但是,无可讳言,面对充满强权和悖谬的混沌时局,他的怀旧情绪和“惯性行为”加剧了他的精神的迷失。他面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背反而“内自讼”,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置自己认同的价值追求于生命之上,以弃绝人寰来对抗道德的沦丧。

               一位卓有贡献的学者以这样“行己有耻”的人生取向体现道德精神,既发人悲痛,也留下了一个启人反思的严峻课题——如果我们认为王国维最后与人世的悲剧性“断裂”分明具有时代悖谬的性质,那么,又当本着怎样的价值系统避免精神迷失,在“沦胥以铺”的时代立身,在原来的道德“惯性行为”(Habitus)之中作道德取舍?

              

               二、王国维一生的选择和取舍

               (一)疏离“官学”

               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之前,王国维的家境说不上贫寒,但也很不富裕,一岁所入,仅足衣食。他在故乡海宁接受的是传统的旧式学塾的教育,年纪轻轻,便不喜十三经注疏而嗜读前四史,显示出非凡才智。

               1893年夏历七月,王国维年仅17岁,到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不待终场而退出秋闱。在当时,实行了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是士子致身通显的正途。退场之举表明,年轻的王国维不沾沾于章句之学,不屑于八股时文,其勇敢的选择已分明有别于占毕陋儒。

               在士大夫与专制皇权共生共存的时代,读书人的分化后果是明显的,放弃士子的主流追求,不仅丧失现实的功名利禄的前程,而且一旦被挤到士流的从属层(subaltern) ,就有可能终生在困境中挣扎,例如,清代著名学者汪中,虽然才高轶众,却过着“簪笔佣书、倡优同畜”,“俯仰异趣、哀乐由人”的贫贱生活。

            我们看到,此后王国维虽然又参加过乡试,但是没有全力以赴。不喜科举而又参加,参加又不尽力,正是这一看来矛盾的举止反映了年轻的王国维的选择倾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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