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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5 次 更新时间:2018-01-28 20:55:21

            进入专题: 后真相   政治辩论  

            胡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众多,如技术与媒体的演进、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兴起,但事实的土崩瓦解是最大的原因。事实的坍塌带来一系列后果:真相和客观性的终结、阴谋论的盛行、政治辩论乃至民主的危机。为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基于事实的政治,以发挥“反思和选择”的力量,而摒弃“机遇和暴力”的恶性循环。

               关键词:后真相 事实 政治辩论

              

               英国脱欧是2016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主张脱欧的人设计了一个简单然而十分有效的口号:“夺回控制权”。英国人不分阶层和代际差异被打动,因为每个人都喜欢把钱从布鲁塞尔拿回来并投入国民健康系统的想法。为了在全民公决中获胜,脱欧阵营不惜谎称英国每周要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合5.1亿美元)。虽然众多事实核查者指出该数字为虚构,依然不妨碍它被刷在活动的大巴上,四处揽票。

              

               英国统计局局长安德鲁·迪尔诺特爵士表示,这是在误导且破坏对官方统计数据的信任。财政研究所把该数据称之为“荒谬的”。但脱欧派丝毫不为所动,继续高喊口号:“我们每周向欧盟送去3.5亿英镑。让我们为我们的国民健康系统提供资金。投票离开欧盟。”在赢得全民公投之后,如此耸人听闻的承诺被一位脱欧领导人轻描淡写地当做一个“错误”而打发,而另一位则把它解释为“一个愿望”。[1]

              

               在英国全民公决结束之际,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美国人会愚鲁到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这个前真人秀明星过于耸人听闻,过于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过于无视真相,难以想象美国人民会把他送进白宫。然而在自我标榜为“脱欧先生”之后,[2]这位喜欢发推的商业大亨没有令人失望:所有人,请向特朗普总统脱帽致敬!

              

               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评比为2016年度词汇,抓住了时代精神。所谓后真相被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3]在后真相政治(也称为后事实政治)中,辩论主要被情感诉求所左右,与政策细节相脱离。后真相赋予真相“次要”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它和传统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后者虽然始终争论何为真相乃至伪造真相,至少还承认真相的重要性。然而,2016年,在大西洋的两岸,人们似乎都受够了“事实”,这一年将因真相成为滑动概念而为后世所铭记。真相已经变得如此贬值,以前它是政治辩论的黄金标准,现在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残币。

              

               由于24小时新闻周期的出现、新闻报道的虚假平衡以及社交媒体的无孔不入,后真相被描述为一个当代问题,但存在一种可能性,它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并不那么引人注目。有关后真相的最好陈述,可能是乔治·奥威尔作出的。在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中,他建构了一个意识状态被大规模改变的反乌托邦世界,政府宣称自己拥有真相的垄断权,“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4]

              

               毫不意外,1949年首次出版的这本书,于2017年1月上冲到了了亚马逊美国畅销榜单首位。在美国以外,对《一九八四》的兴趣也在重新点燃。出版商企鹅公司称,该书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销售额比2016年同期增长了五分之一。[5]特朗普就任以来,他的政府及其盟友宣告总统是真相的唯一可靠的来源;[6]将很容易被证伪的假象当做真相来售卖;[7]并且,把谎言冠以“另一种事实”(alternative fact)的“美丽”称呼。[8]德州众议员拉玛·史密斯说:“最好从总统那里直接获得新闻;事实上,这可能是获得未经污染的真相的唯一方法。”特朗普本人向媒体全面宣战,而媒体则回应说,特朗普的媒体之战实则为事实之战,他消除媒体合法性的手段在于,首先消除事实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八四》想不畅销也难。

              

               事实,以及事实背后的真相,究竟发生了什么?讨论后真相,首先要回顾事实的近代历史。

              

            事实的近代史

              

               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戴维·温伯格根据事实的基本形式的变化,将事实的近代历史区分为三个阶段。[9]

              

               第一阶段是经典事实时期(Age of Classic Facts),事实相对稀缺,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发现,并且用于证明理论。历史学家将此追溯到17世纪,当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想要将知识置于更为明确的基础之上时,他发明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寻找普遍性的知识。但是,他主张通过一系列个别事物的试验来得出知识。从培根之后,理论不再是从对重大原则的逻辑推理中得出,而是由事实构建,正如房子是由砖所构建的一样。

              

               事实成为知识的一般基础,和解决争论的最终方法。这带来了新的证据原则和新的调查方式,并导致了历史学家芭芭拉·夏皮罗所谓的“事实文化”(the culture of fact):观察或目击到的行为或事物——也就是事实——可以导出真相,事实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域,从法律到科学,从历史到新闻。[10]

              

               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进入了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Age of Databased Facts)。“事实”一度占据的地位现在被“数据”所取代,这造成了很多的认知混乱,不仅是因为收集和权衡事实需要调查、辨别和判断,而且也因为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被外包给机器了。我们现在很少发现事实;相反,我们下载事实。当然,我们也会上传它们。

              

               因为数据堆积如山,所以,我们很快就发明了一系列技术来帮助我们。这些技术主要可分为两类: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尽管大部分工具其实结合了两者。新的过滤技术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知识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更是如此。一些旧式的知识机制,比如报纸、百科全书、教材等,其权威性来自于它们为其他人过滤信息这一事实。而如果我们的社交网络是我们新的过滤器,那么这种权威就从遥远的专家那里,转移到了我们所熟悉、所喜欢、所尊重的人所构成的这个网络上。

              

               由此我们进入了事实发展史的第三阶段:网络化事实(networked facts)的阶段。如果经典事实和数据事实被看做是从根本上孤立的知识单元,那么网络化的事实则被认为是网络的一部分。网络化事实的一大特点,用温伯格的话讲,是“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有太多的知识,是我们不可能全部知道的。

              

               “大到不可知”造成了一系列后果:第一,可用事实的数量大增,本身就会使人们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持其他的说法。第二,网络更加强化了我们本来的立场。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确认他们已有意见的“事实”,并驳回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事实”。也就是说,事实与观点之间不再泾渭分明了。第三,有鉴于此,可以看到,不论何种观点,网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

              

               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后事实世界”,几乎所有权威信息来源都受到质量和出处皆十分可疑的相反事实的挑战,那么骗子将没有任何理由感到羞耻。在缺乏知识守门人的时代,谁说好的信息会注定战胜坏的信息?最终,“我们看见事实被人们捡起来,摔到墙上,它们自相矛盾,分崩离析,被夸大被模仿。我们正在见证牛顿第二定律的事实版本: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11]

              

               事实的土崩瓦解,正是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最大原因。事实本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分歧的方式。然而,网络化事实却开启了一个充满分歧的网络。已故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12]然而在网络化事实阶段,每个人都开始拥有自己的“事实”。

              

            现实永远可塑?

              

               摆脱事实的重力给人们带来一些十几岁孩子般的喜悦——那些教育和权威的重要象征终于可以被抛弃了,没有人希望不断地被提醒自己的地位和局限。然而还是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场对事实的叛乱现在发生了?

              

               许多人把原因怪罪在技术身上。信息时代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说真话的新时代,反而让谎言如野火一般蔓延开来。事实核查者捕捉谎言的速度赶不上谎言被制造出来的速度。而且,谎言发现了进入人们的头脑和心灵的途径:只需契合人们现有的偏见。相当多互联网公司开发的算法基于用户以前的搜索和点击,因此,每次搜索和每次点击都会发现自己的偏见得到确认。所谓算法过滤,意味着使用个性化算法,预测用户想要的内容,从而呈现与用户已建立的偏好相一致的东西。

              

               媒体的进化也为后真相增添了助力。社交媒体,现在是许多人的主要新闻来源,导致人们进入相似想法的回声室,只带来令自己感觉更好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是否真实。在一个人们从朋友那里获得大量信息的世界里,事实核查无法达到那些最需要它的人手中。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悖论:那些积极寻求信息的人往往是占有信息比较多的人,而信息闭塞的人则满足于已有的信息。事实核查尽管构成了最好的解决方案之一,但是,它只能为那些想要其工作的人而工作,而这样的人的数量正逐渐缩小。

              

            此外,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人们对事实的怀疑。 如果所有的事实都说你不存在经济上的未来,那你为什么要听事实的呢?在一个不乏蝴蝶效应的世界里,一个印度的小事件会导致有人在马德里失去生计,政府似乎无法控制发生的事态,在此情况下,信任旧的权威机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媒体——听上去像是一场玩笑。英国脱欧派领导人迈克尔·戈夫直言不讳地说,英国人“已经受够了专家”。[13]爱德曼公关公司在一系列国家发布有关人们对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信任度的调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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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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