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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树凯:胡耀邦的“后知后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7 次 更新时间:2018-01-08 20:00:06

            进入专题: 胡耀邦  

            赵树凯 (进入专栏)  

              

               发生在胡耀邦身上的故事太多,人们较少注意他与农村改革的事情。这似乎很正常,比起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如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清除精神污染、处理一九八六年学潮、非正常辞职,乃至去世引起巨大政治风波件等,与胡耀邦相关联的农村改革,似乎平淡无奇。但是,从国计民生而言,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说并不逊色。不论总结改革经验,还是研究胡耀邦本人,农村问题都应该是重要领域。为纪念中国改革四十年,本人将写作“胡耀邦与农村改革”系列文章,此为首篇。

              

               1980年3月上旬,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工作分工,在确定万里分管农村工作时,胡耀邦说:“万里同志分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他对万里说:“虽然自己对农村问题很注意,但这几年对农村情况了解不多,对于农村工作如何克服左的错误缺乏研究,在责任制这个问题上,你是先知先觉,我是后知后觉。”在这里,胡耀邦称赞万里同时联系到了自己,说自己是农村改革的“后知后觉”,很有些检讨自省意味。

              

               一  反复表达的“检讨”

              

               王郁昭在《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回忆,1982年10月,胡耀邦到安徽考察,在会见安徽省委全体常委时,还没有等到省委书记介绍,胡耀邦说:“你是王郁昭同志吧,你们推行联产承包制是有功的,我是来检讨的,过去省里搞责任制,我当时是持怀疑态度的。”

              

               如果简单从这些话语推断,胡耀邦所检讨的后知后觉,似乎给人的印象是,他反对过万里在安徽的包产到户。其实不然。胡耀邦这里所说的,是六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安徽全省大规模推行包产到户。据《胡耀邦思想年谱》记载,1961年9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到农村调研一个月,回京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呈送毛泽东。报告题目相当醒目而略显冗长——“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主要谈了水灾和水利、灾荒和教训、贯彻农业六十条和生产队积极性等问题,其中谈了包产到户,认为“这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报告说:“我们在安徽看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许多生产队实行了一种叫做计划、分配、大农活、抗灾、用水看水五个统一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实际内容就是按照劳动力分等,把田长期分到户管,包死产量,超产全奖,减产受罚,许多群众把它叫做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听说,别的省也有少数地方自发地实行了这种办法。”在描述了包产到户特点后,报告提出:“对此,我们的意见是:1,在一些“五风”刮的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于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2,这种做法已经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3,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4,这种做法如果大家还要干,认可试行,但要允许别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的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扭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生产再受损失。”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安徽的包产到户较有多质疑,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报告在10月2日送出,10月6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1961年,在经济极端困难情况下,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几次汇报,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当时很多农民吃不上饭,甚至发生饿死人情况,毛泽东允许试验。包产到户在安徽得到农民巨大欢迎,占到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当年秋天粮食大丰收。但是,年末,毛泽东要求停止,随后,严厉指责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并并撤销其职务,也严厉指责支持包产到户的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并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从胡耀邦报告来看,显然与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想法基本一致,或者说成为毛泽东否定包产到户的佐证。但是不能说,毛泽东做出决定是因为看了胡耀邦的报告,或者说,即便没有胡耀邦的报告,毛泽东照样会废止包产到户。

              

               显然,胡耀邦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报告对包产到户的伤害。二十年后,1982年10月,他作为总书记到安徽视察,多次提到此事:“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账,我是来还债的”。安徽考察过程中,不论是会见省委领导,还是会见基层干部,都反复表达检讨和抱歉,给向他汇报过工作的干部留下深刻印象。

              

               二

              

               1980年代上半期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被称为改革决策的成功典范。这一系列政策都是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主持制定的。讨论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人们会说到胡耀邦的重要作用。但担任总书记之前,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之初的重要作用,很少有人注意。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是政治局委员、常务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起草的。纪登奎在会上作了起草过程说明。文件的准备过程有大半年。胡耀邦并没有直接参加文件起草。那时他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还不是中央领导人。在文件稿进入中央议程的关键阶段,胡耀邦参与了文件修改的协调综合。原因是,会议开始时胡耀邦还只是普通中央委员,但是,会前已经内定为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样,会议后期的文件修改通过,胡耀邦发挥了重要的综合协调作用。

              

               三中全会的讨论进程,远远超出了会前预设。原定两个农业文件,与会人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更多讨论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从农业文件讨论本身来看,也是意见纷纭。文件原稿的基本思路,还是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等。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认为文件稿不成熟,有些主张大改,有些主张重写。这种情况让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也犹豫了。此时,胡耀邦向华国锋建议,文件还是要发一个,“不搞不好,不开个大会作出决定,对于大干不利。这样搞,可以统一一下口径,而且可以广泛征求意见,对明年大上有好处”。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胡耀邦的意见。在11月25日大会上,华国锋说:“对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有的同志主张大改,有的主张小改,有的同志主张另写。中央意见,还是能搞出个稿子为好。”稿子最后,是胡乔木埋头苦干三天做了重大修改而形成的。胡乔木在这次全会上成为中央副秘书长。

              

               万里在1997年10月一次谈话中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他见到文件稿中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很是不满,就去找胡耀邦,说:“文件上的三个‘可以’,体现了解放思想,我赞成。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答应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胡耀邦表示,他也不同意两个“不许”,但坚持写的是大多数,阻拦不住。后来,万里见到正式提交会议通过的文件稿,继续表示反对,除了小组发言,又找胡耀邦要求取消这两条,还递交了一份改革公社体制的书面建议。但是,万里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第二年秋天,即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继续审议修改两个农业文件。这时,高层决策格局已经发生重要变化。首先,胡耀邦已经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是会议文件的当然协调人;其次,国家农委在此前半年已经成立,具体负责两个文件的修改。在文件讨论过程中,万里继续提意见,向胡耀邦提出,要求取消两个“不许”。胡耀邦的回应是:他可以反映这个意见,但是要修改也不方便,因为上一稿文件已经说了,现在的文件还是要保持连续性。新文件原则立场没有没有改变,但是态度不再那么强硬,有所缓和。“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即所谓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

              

               1980年初,胡耀邦作为中央作为秘书长,协调了围绕包产到户的高层分歧。1月31日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的汇报,其中关键是如何对待包产到户。中央副主席、常务副总理李先念发表了反对意见,华国锋也发表了反对意见,当华国锋请邓小平表态时,邓小平表示还没有考虑好,没有表达明确意见,而是讲了发展战略目标问题。显然,高层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胡耀邦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由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主持。2月2日,王任重做总结报告中提到,此前一天胡耀邦曾致信给他,建议会议总结要重点讲怎样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胡耀邦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本人和王任重都没有解释。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了华国锋和邓小平在包产到户上分歧已经显现,不希望这种分歧公开化,所以建议王任重重点谈致富问题,而不是包产到户。

              

               从这三次会议来看,胡耀邦的角色突出地表现为调停。在这个过程中,胡耀邦的个人主张似乎不能直接而充分地表露,尽管他在私下场合支持不肯妥协的万里。在担任总书记之前,胡耀邦关于重大农村问题的谈话不多,表态也不直接。这既可能因为领导位置不同,也可能因为思考关注不多。也许,正因为这种情况,特别是与万里的表现相比较,胡耀邦说万里“先知先觉”,说自己“后知后觉”。

              

               三

              

               从1977年3月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到1980年2月担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虽然不在农村工作领导岗位。但在这段时间,他关于农村问题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新看法。从这个角度看,胡耀邦不仅不是“后知后觉”,而且堪称农村改革的思想先驱。

              

               1978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公开批评“农业学大寨”。胡耀邦尖锐地指出:农业学大寨,搞人造平原,“是破坏生态平衡,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胡耀邦的这个谈话内容,是本人从陈永贵的谈话资料中发现的。1978年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期间,时任山西运城地委书记、原昔阳张怀英与陈永贵闲谈,陈永贵说:“今年一月胡耀邦就向我开火啦!人们说,他就知道胡说。他说他的,我们干我们的。过几天听听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你就知道啦!他算老几!”。从这件事开始,胡耀邦对大寨问题有系列尖锐批评,惹得陈永贵骂胡耀邦为“胡乱帮”。

              

               在当时条件下,批评大寨需要巨大政治勇气。从文革开始,农业学大寨就是农村工作的政治标准。文革结束后头两年,学大寨是“两个凡是”在农村工作的集中体现。如同万里晚年所总结的,农村改革的斗争有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就是突破农业学大寨。1978年初,真理标准讨论还没有展开,“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农业学大寨还是“政治正确”的根本,胡耀邦敢于直接批评学大寨,称得上振聋发聩。从农业系统来说,最早有负责人质疑学大寨发生在一年后。1979年春天,著名农学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在政协小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大寨存在的问题,披露了大寨弄虚作假,指出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杨显东的这个发言,受到了农业部党组和高层领导的严厉指责。胡耀邦在此前一年,就尖锐批评农业学大寨,可见其敏锐,也可见其勇气。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清算农业学大寨,即在农村工作中清算“两个凡是”,胡耀邦是发出先声的开拓者。

              

            胡耀邦关于农村问题意见的较系统表达,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1978年11月26日,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谈到两个农业文件稿的局限,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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